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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随着药品网络销售活动日趋活跃，足不出户在网上购买常用药、急用药，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相比线下售药，网上药店往往没有实体店铺，购药时也没有药师当面指导，销售行为的监管难度更大，因而更容易出现用药安全风险。近年来，网上违规出售处方药、非法销售违禁药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

　　12月1日，《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从规定“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到指出“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再到强调“第三方平台应当加强检查，对入驻平台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药品销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办法》为药品网络销售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合规指引，对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为，保障网络购药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将《办法》落到实处，全面做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严查违法行为，维护药品网络销售秩序。

　　网上药店资质审核和销售行为监管需强化。药品网络销售主体类型多、数量庞大，推广和展示方式复杂多样，监管难度比实体药店更大。《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对药品配送的质量与安全负责”“应当完整保存供货企业资质文件、电子交易等记录”。网上药店基本都有线下实体企业和仓库，加强对网上药店的资质审核和药品检查，就抓住了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的“牛鼻子”。抓好药品网络销售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笔交易有留痕、可追溯，如有违法违规问题就可以实现快速倒查。

　　处方药网络销售需从严、从紧管理。我国对非处方药和处方药有着严格的分类管理：非处方药使用比较安全，不需要开具处方即可出售；处方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违规出售造成的用药安全风险更大，必须在医生开具处方后方可出售。《办法》规定，“处方药销售前，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知相关风险警示信息，并经消费者确认知情”；销售处方药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1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管要突出处方药销售这个重点，遵循经营监管“线上线下一致性”原则，加强处方审核，严厉打击伪造处方、随意开具处方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方平台应担负起管理和监督责任。第三方平台面向大量消费者，进驻的药店多、药品销量大，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办法》对第三方平台建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处方审核、不良反应报告等管理制度做了详细规定，并要求对申请入驻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资质、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进行审核，对销售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等。第三方平台要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进驻药店销售行为的监督，从而更好地履行平台管理责任。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监管部门须坚持“以网管网”，加强药品网络销售监测，发挥技术手段在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突出优势，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第三方平台要把药品安全放在首位，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统筹协作、共管共治，一定能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申少铁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