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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以价换量”能玩多久******

　　特斯拉创下“史低”的降价连续剧还在更新。1月10日，“宣布降价后特斯拉中国3天获得3万辆汽车订单”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当晚，特斯拉中国回应媒体表示，对相关传闻不予置评，“我们没有公布过这方面数据”。

　　1月6日，特斯拉国产车型全系降价，此番操作距离特斯拉上一次降价仅两个多月，期间还掺杂了两次以补贴等形式出现的促销举措。

　　降价来得突然，网友调侃，特斯拉车主仿佛变成了“移动的韭菜”。矛盾累积升级，一边降价，一边维权。

　　新能源汽车市场内卷，特斯拉降价基于自身的商业选择。以价换量增强竞争，在市场上得到积极反馈理所当然。特斯拉方面也给出合理的解释，坚持以成本定价。

　　此时的特斯拉，有人对它疯狂骂街，自然就有人心动上车。张艺谋曾说，他感谢那些骂他电影难看的人，至少这些人愿意为他的电影买单。

　　愿意买单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这是特斯拉享受到市场积极反馈的后顾之忧。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曾被寄予厚望，无论特斯拉对自己的定位如何调整，服务好消费者的基本商业诉求不会变。

　　因此，频繁地一降再降，让车主们心里不是滋味需要被体察。路人围观特斯拉前后几次的降价风波，常常对此抱以同情，何况众多车主自己。

　　不少消费者维权指向降价，毫无预兆以及销售人员“年后没有国补”“现在买最划算”“短期内应该不会再降价”等话术让他们成为“韭菜”。

　　绕过经销商的直营模式，被视为特斯拉直接让利于消费者的绝佳利器。砍掉中间商，不是销售人员亲自下场赚差价。

　　做生意讲“信”更讲“誉”。抛开成本与售价问题不谈，近年来特斯拉负面新闻缠身，“刹车风波”屡见不鲜，良好的消费者沟通及售后服务都要得到重视。

　　一边是科技、高端等标签的加持，另一边是一浪接一浪的舆论危机，特斯拉似乎变成了新能源汽车里的“另一派”，始终有个性，也始终有争议。

　　价格可以一降再降，但品牌信用、美誉度不能。降价会让更多消费者蠢蠢欲动，让更多竞争对手感到压力，但车企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时移世易，中国市场在变，特斯拉所面临的消费者也在变。消费者在市场中有更多选择，意味着特斯拉要在降价之外，提供更多选项。

　　听听消费者的声音，没什么坏处。直面问题，回应关切也不是什么难事。好生意要“瞻前顾后”，卖车规范、保价制度、售后服务缺一不可。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